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美贸易争端实为阻断我国高科技产业升级的情势下，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具有了非凡的国家意义。没有足够体量的，占据价值链高端的高科技产业的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富强，乃至国家安全的目标都将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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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虽然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行文，目前还缺少一致和清晰的定义。但考虑高科技产业在现代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我国高科技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家层面指导推进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的目的不难理解，就是要通过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跻身世界一流。

但站在试点园区的视角，虽然也一定认同提升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目标，但其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目标却更加综合。从各国家高新区已经发布的一流园区的规划方案来看，其在目标设定上，不仅包含产业维度，也包含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多重维度。这背后其实反映了试点园区对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一种潜在认知。这种认知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第一，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是一个特定地域空间内的经济体的概念，不仅包含科技产业，也包含空间内的人、社会和环境，科技园区的发展应当是多维度和综合的发展；

第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代表科技园区发展的最高水平和最佳形态，发起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意味着在整体发展水平上提出更有抱负的目标。这样的认知有其合理性。因为高科技产业无法脱离所处的空间和社会环境，高科技产业的成长，需要不断从本地生态中汲取营养，整体环境和发展水平的提升既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结果，也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动因。

另一方面，科技园区的主政者，也需要类似“剑指清华、扬帆北大”这样的口号来凝聚共识，锚定目标。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样的认知有可能淡化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的国家使命导向，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因为一个科技园区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目标，本质上是在“揭皇榜”，是许诺为国家战略高科技产业的自主和强大作出贡献。这样的目标，也一定会超出单个园区的能力边界。

因此，园区谋划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要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站在国家的视角，用全局视野定位问题和设定目标。不仅着眼于自我的完善提升，更要在国家高科技产业自主可控和跻身世界一流战略任务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强调，还因为当前许多科技园区普遍存在科技产业目标弱化，将经济、社会目标与产业目标并列，甚至优于科技产业目标的情况。许多园区追求过高的短期经济增速，导致投入周期长但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无人问津；过度追求高大上的城市环境，导致高新经济变异为房地产经济，创新工程沦为形象工程；过分追求社会福利目标，导致科技产业投入减少，舒适文化压倒奋斗文化。对于发起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目标的试点园区而言，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确立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目标，实质是对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的承担和承诺。检验其建设成效的标准，应当也只能是我国的高科技产业是否跻身世界一流，高精尖技术是否自主，企业是否占据价值链高端。如果这些目标没有实现，那即使园区的经济增速再高、人均GDP再高、城区再漂亮，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建设也是失败的。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就是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达到世界一流的园区。那如何才算是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达到世界一流呢？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拥有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头部公司或称龙头企业。关于高科技产业的范围或集群的竞争力或许存在争议，但涉及某个特定行业的头部企业，却一般是高度共识的，如芯片领域的Intel，半导体显示领域的三星和京东方、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安川和西门子等。

拥有世界级的第一梯队的企业，是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最直接表现。也是一个容易操作的标准，如果某园区（地区）出现了头部企业的群发或群现，那这种“世界一流”就更有说服力。反而言之，如果缺少世界一流的企业，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号称世界最强，却从来没有拿过冠军，这样的世界最强，就很难令人信服。

如果仅将是否拥有世界一流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数量作为判定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标准，又失之简单。前面提到，高科技园区在本质上是一个以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区域创新经济体。源自高科技产业知识密集、人才密集、高投入、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以其为核心的经济体也必然在相应维度有所表现。

虽然鉴于高科技产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置统一的量化标准几无科学性，但考察一些标杆园区（地区）的数据，至少能让我们了解，基于现代高科技产业的科技园区，在若干关键指标上，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水平。正如查看1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能让我们知道人类到底能跑多快，以及我们每个人距离人类奔跑的极限，还有多大差距？

硅谷是世界公认的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标杆，下面从人才密度（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专利密度（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头部企业（全球顶尖科技企业100强数量）五个方面，将我国10家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一同进行比较（图1）。

可以看出，硅谷仍然是一个天花板式的存在。我国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与硅谷的差距还非常明显。那么发展到哪种程度就可以宣布自己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了呢？正如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以上，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

这里较为武断的给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设定一个标准，当一个园区在特定产业领域同时满足：拥有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前3的企业，相关学科科研实力排名全球前10的高校或科研机构，领域内专利数量和产业产值占到全球20%以上这三个条件时。那这个园区就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美国硅谷是当前公认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地区）的标杆。实际上，硅谷不仅代表了当前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现代高科技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的首创者。硅谷模式出现后，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成为高科技园区发展的主流模式。我国国家高新区的诞生，就源自对硅谷的模仿。硅谷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因为硅谷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源、创新投入和创新动力的问题。具体而言，硅谷模式可以概括为“产学研结合+风险投资+创业文化”的模式（图2）。

图 2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

首先是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源和创新效率的问题。在硅谷之前，大学以教学为主，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缺少联系，企业的研发主要依靠自己的研发机构。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范围、投入强度和市场不确定越来越高，仅仅依靠自身研发机构的创新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贝尔实验室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科研成就，但最终也难以持续。

而硅谷在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大学与产业相互隔绝的状态，构建了大学和产业的创新联合体。正如“硅谷先驱”电子工程教授弗里德里克·特曼所言“大学和产业形成一种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在这种关系中，斯坦福大学将成为科技产业思想库（brain trust）”。

特曼创立的“一系三机构”，即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斯坦福工业园和公司工程师进入大学学习的“荣誉合作项目”，更是将这种联系制度化。采用开放创新模式，借助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构建创新共同体，很好的解决了高科技产业创新源和创新效率的问题，相对于原来企业单打独斗的模式，显然更具优势。

风险投资解决了高科技产业资本投入的问题。由于高科技产业是高风险产业，传统银行机构不愿为其投资。风险资本就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和高科技产业一同壮大起来。风险投资在硅谷发展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仙童、苹果、英特尔等公司的发展早期都得了风险投资的助力。

而今硅谷的风险投资仍占到全美的三分之一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投资机构或投资者不仅扮演出资人的角色，还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帮助创业公司成长，发挥孵化的功能。因此，这种制度创新不仅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投入问题，还通过基于资本联系的非资本的技术、生产、渠道和营销等资源整合，发展出针对科技创业的孵化功能，这一制度创新，显著提升了科技创业公司的成功率。

创新文化解决了创新动力的问题。创新创业的高风险，决定了仅靠市场激励和利润驱动，是难以激发大规模的群体性科技创业行为的。理性人在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多半会选择直接就业。硅谷在发展过程中则形成了独特的创新创业文化，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梦想改变世界等。硅谷的技术文化和创客文化，就源自嬉皮士的自由和反叛精神。知名畅销书作家吴军在其《硅谷之谜》书作中，就把硅谷成功的奥秘首先归结为叛逆精神和对叛逆的宽容和支持。

“产学研结合+风险投资+创业文化”的硅谷模式而今成了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很好的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源（也包含创新效率）、资金投入（也包括企业孵化）和创新动力的问题，当前还没有出现比这种模式更先进的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后发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形成了与硅谷有差异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产学研结合+政府资本+政治驱动”。其中产学研结合解决的也是创新源的问题，但由于后发国家缺少有足够实力的大企业群体，科研院所和大学不仅作为技术源头，也在技术产业化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是“我国大学不像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抢市场”等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诟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政府资本解决的是高科技产业的资本投入的问题。由于后发国家普遍缺少足够的市场化的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政府资本或者国家资本就充当了投入的角色，我国京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就先后得到北京、合肥、成都、重庆等地方政府国有资本共计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形成了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举国体制。政治驱动解决的也是创新动力的问题。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了高科技产业本身的进入壁垒，还要面临发达国家的打压围剿，更别提薄弱的技术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激励就更不可能导致创业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安全、强盛的追求、民族尊严和自豪感、还有地方官员的政绩追求等一系列非市场、非个人的因素，这里统一概括为政治驱动。

虽然本文将后发国家的模式概括为“产学研结合+政府资本+政治驱动”，但即使在后发国家，大企业、风险投资和企业家精神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些主体和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准确的说，后发国家的这种模式是硅谷模式的一种本地化适应，而不是对硅谷模式的替代，或是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有效的解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创新源、创新投入和创新动力这三大问题。

除了从标准和模式上对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进行刻画和探讨。一个更加重要，也更被科技园区主政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出是哪些关键因素和变量，决定了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绩效？这些关键因素和变量，自然就是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切入点和抓手。

首先，高科技园区内的主体和要素的质量，一定是决定高科技园区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流的要素不一定能造就一流的园区，但一流的园区一定是由一流的要素聚集而成的。如果把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换成某某职业技术学院，想必就不会有科大讯飞，也不会有全球领先的量子通讯产业。合肥高新区也就很难成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所以，吸引一流人才、一流科研机构、一流企业聚集，对于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是最直接，也最快见效的办法。然而，好东西数量有限，大家也都在抢。靠外引一流实现一流，对于绝大多数高科技园区而言，不仅实现成本过高，也难以持续。

抛开构成主体和要素的质量差异，决定高科技园区发展绩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发挥连接、整合和促进这些主体和要素作用的机制，即高科技园区内部生态的构造和运行机制。在这些运行机制中，有三个机制最为关键（图3）。同样资源禀赋的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绩效上大相径庭，往往是在这三个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水平上形成了差距。这三个机制包括：

第一，资本（向研发）的再投入机制。关于科研与产业的关系，有一个通俗的说法，那就是科研就是把钱变成技术，而产业就是把技术变成钱。科技园区内部存在资本到技术，技术再到资本的循环，即资本（向研发）的再投入机制。

这种机制有两种实现模式：一种是企业保持一定强度的研发投入，本质上是研发创造的商业价值再投入研发；一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一定比例的科技财政支出，本质上是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再投入形成创新资本。

当然，企业研发投入和国家科技投入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和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但考察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不仅内部存在这两种机制，而且普遍保持远高于其他地区和平均水平的投入强度。美国研发投入最高的公司都集中在硅谷。小国寡民，资源匮乏的韩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高达4.3%，位居全球第一（2018年），远高于韩国的GDP世界排名。在我国，10家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的企业平均投资强度为3.51%，而政府平均科技财政支出占比达到25.6%，这都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考虑科研和产业化的周期，科研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要适度超前。如果科技园区内的企业都能像华为那样每年拿出15%的收入做研发，哪怕缺少清晰的产业化前景，只为圈养科学家、储备技术，政府也能保持高比例的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创新发展也会进入一种自增进式的正循环。

第二，产学研的互动机制。前面提到，建立大学与产业的共生关系，是硅谷首创。自硅谷之后，强调大学的“第三使命”，以及建立产业技术研究机构，深化产学研的制度联系，就成为谋求高科技产业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共通选择。

能不能有效激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活力，实现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高效协同，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变量。据统计，硅谷至少有超过5000家公司，追根溯源，其创业者都和斯坦福有千丝万缕联系，硅谷产值的50%到60%都来自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硅谷、特拉维夫、中关村这些全球创新高地都形成了高效的产学研互动机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技术、人才、资金互动不仅频繁，而且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各种“高校系”十分活跃。

需要强调的是，产学研的互动机制不仅是指学研界的技术成果向产业界流动，也包含产业界的情报、资金和人才向科研界流动。这种互动一定是双向的。这样才会形成共生关系，形成另一个自增进的循环。我国现在的政策重点是加大科学家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却忽视了另一种产业向科研的流动。这或许是我国现在科技创新体系效率不高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共生机制。现代高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在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上有显著的不同。传统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只是基于产品交付的买卖关系，而现代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复杂系统集成产品，为了保持最高的创新效率，产业链上的大企业会深度参与其它企业的创新过程，从而形成基于创新的共生关系（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会进入富士康的现场）。

在互联网产业领域，企业更是会采用平台战略或生态战略，以企业风险投资（CVC）的形式，扶持自己平台上或生态内的创业公司，成为产业生态的建构者。为什么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共生机制非常重要？除了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大企业和其他企业形成了共生联系，企业优势才会通过形成生态壁垒转换成竞争优势。如果将硅谷所有企业在资本、人脉、技术和产品上联系勾勒出来，那将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络图，这张密集的网络图后面，是1+1远大于2的创新和集群竞争力。

在这方面，我国的科技产业园区就显著存在劣势。一方面是高科技产业园区在产业发展上，过分注重招商引资，什么好引什么，导致引进来的企业天然缺少联系。另一方面，我国缺少拥有行业统治力的头部企业，缺少整合产业链，培育自己供应商的能力。这种状况在比亚迪、华为等民族企业出现之后，才有较大的改观。

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园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21世纪国家发展的竞争仍将集中表现为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园区的竞争。尤其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将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最高代表，创新发展的核心依托和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国家高新区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不仅意味着追求自身更高的发展水平，更意味着承担实现民族高科技产业自主强大的国家使命。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拥有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头部公司或称龙头企业。由硅谷首创的“产学研结合+风险投资+创业文化”的模式，很好的解决了现代高科技产业创新源和创新效率、创新投入和转化以及创新动力三大问题，是当前高科技园区发展的主流范式。

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在硅谷模式上有基于国情的调整，但同样较好的解决了这三大问题。决定高科技园区发展绩效的，除了要素和主体的规模和质量，其内部生态的构造和运行机制也至关重要。其中，资本向研发的再投入机制、产学研的互动机制和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共生机制，是最为关键的三个机制。

当这三大机制得到良好构建，且在投入强度、协同效率和融合深度上不断提升的条件下，一旦出现新的技术和产业机会空间，以及有利的竞争条件，园区跻身世界一流的大业就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