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基础扎实、创新资源优势明显、政府支持力度大，但是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存在要素协同效应不足和跨行政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亟待加强等问题。

上海国资委在2019年即成立了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致力于推动长三角区域优势产业发展。2021年5月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联盟在苏州成立，吸引了65家单位入驻。但是各行政区在政策支持和高新企业认定等方面仍存在不一致、不兼容等现象。

自从国家把长三角一体化再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切实加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从而全面提升长三角的国际竞争力就再度成为业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今年5月27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揭牌。同时揭牌的还有长三角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四个产业链联盟揭牌仪式。在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看来，长三角这四个产业联盟的成立预示着一个跨区域的新的组织模式形成，将推动这四大产业链的补链、强链、固链。

长三角一体化走到深处，最终还是体现在产业经济发展一体化方面。长三角地区不是竞争关系，是合作关系。很多科技创新和发现都不是单一团队或者单一地区完成的，需要更多跨学科、跨地区的团队。

例如，张江已经集聚了一大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就可以有效地和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生物医药伙伴协同发展。如今上海张江药谷已经聚集了1300多家创新型企业，获批上市的新药数量全国第一；后起之秀苏州BioBAY生物园区聚集了430多家创新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

上海与苏州，这两个城市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竞合关系颇具看点。

经过近30年发展，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群已经成型，吸引了罗氏、诺华、辉瑞、阿斯利康等10多家跨国医药研发中心，聚集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国家新药安全评价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汇聚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等高校，培育了中信国健、微创医疗、睿星基因、艾力斯医药、复旦张江等一大批明星企业，并有罗氏制药、勃林格殷格翰、葛兰素史克等大型生产企业以及300余家研发型科技中小企业、40余家CRO企业落户，形成了国内最为完善的生物医药创新网络。

当上海张江药谷进入成熟期，苏州BioBAY开始靠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服务后来居上。上海是大型知名药企首选之地，苏州则是全面支持创新型中小药企。有的药企出于成本考虑，会把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苏州。有的药企出于国际交流方便，会把公司总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两个城市在生物医药领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堪称长三角产业合作的典范。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安排省市级财政科研资金超过2亿元用于联合攻关，带动社会投入超过10亿元。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集聚重大科学装置22个、科学仪器35551台（套）。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和产业化高峰期，处于创新优势转化的关键阶段，必须直面亟待突破的瓶颈。

夯实长三角协同创新体系。长三角各地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上海应发挥龙头作用，主动开展跨区域合作，实现项目、管理和服务输出。江苏医药研发及产业化用地充足，上海可与南京、苏州等地合作开发园区、共建新药制剂生产基地等。浙江台州等地以化学药物生产为主，上海可在化学药产业化方面与浙江开展合作。

建设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发挥对整个行业统领协调的作用。聚焦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支持中介组织在研发成果转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主动谋划建立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VIC新药孵化模式。VIC（风险资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委托研究机构）模式是张江药谷在国内率先实施的。这个模式可以大大提高新药研发效率及成功率，降低投资风险。建立评价体系，加大对已经具备新药研发能力的IPC、CRO公司的支持力度，促进其转型升级。

在长三角统一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现监管程序、检查结果、标准手续三统一，形成协同监管。深入推进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探索异地监管模式。张江药谷早在2011年即启动了“先行试点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研究”。这项制度可以从源头上抑制制药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新药研发积极性。上海除了加快本地产业化基地建设外，应积极推动与周边地区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委托生产。

建立长三角地区产业园区协调新机制。长三角各产业园区之间应建立协同联动，营造良好的区域产业创新生态。探索建立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利益共享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